最近很多人再問文科一點用都沒有「凡是無用的東西都是無價值的」，今天小編給大家整理了文科一點用都沒有「凡是無用的東西都是無價值的」的相關內容，請往下看。

嘲笑文科是“無用之學”幾乎快成為一種社會文化思潮了。“學文科，自作孽”在社交媒體上一度受到追捧，嘲諷一個人“不愧是文科生”也變為鄙視或反駁某種觀點的利器。

科學和技術創造了看得見的器物奇跡，呈現的是有用的價值，而文化、語言、哲學、社會和歷史等學科則被認為只會在口頭上說，在紙張上寫，似乎并沒有什么硬性知識門檻，也并無多少實際生產意義。在荒誕的激進科學主義看來，文科甚至是一種麻煩，譬如對生命、隱私、尊嚴和意義的強調會阻礙他們創新。

《圍城》（1990）劇照。

文科被嘲笑這個現象不是突然形成的，在近代科學和技術的崛起過程中就已經孕育著它必將被否定的知識結構。而其具體表現，遠不只是幾句嘲笑的話，而是包括學科被壓縮、經費被削減等一連串的實際結果。在過去十幾年，包括哲學、語言等專業在內的多門學科遭遇了全球性危機，激起多次文科恐慌，其中影響最大的單個事件發生在2015年的日本。

當時，日本國內傳出文部科學省要“廢除大學文科學部”的消息，考慮要求大學減少實用性較弱的文科專業，限制招生規模，乃至取消相關專業。據稱，這一措施的目的是保障日本科學技術在世界的領先地位，為此掃除障礙，集中資源發展科學技術人才。在消息被傳出后，日本國內外掀起一波接一波的質疑和爭辯。文部科學省隨后表示該政策系文字錯誤，是由“裁撤”引起的誤會。負責人下村大臣也致歉稱，“裁撤對象不是人文社會專業”，”我沒有一字一句地細讀造成誤解的（文件）”。最終，這被證明是“一場烏龍”。然而，這究竟是文件的表述出現差錯，還是在遭受學界反駁后的修正之舉，已經無從考證。重要的是，它讓文科遭致了一次莫大的創傷，擔心文科被徹底邊緣的恐慌情緒再也沒有消失。

在2016年，也就是事發次年，這起事件的見證者吉見俊哉為此專門出版了一本書，反駁“文科無用”之說，批評了日本社會重理輕文已經導致的后果。吉見俊哉是一位社會學家，曾擔任過東京大學副校長。他認為用“文科雖然無用但有價值”這種說法為文科辯護不了什么，也根本無法與理科抗衡。他的看法是果斷地承認文科實際上更有用，而這用處不是一兩年能看出來的。近期，該書中譯本《“廢除文科學部”的沖擊》翻譯出版。我們摘編書中部分內容，在這個暑假和朋友們一道思考文科的命運，當然，證明文科“有用”這件事，是不會有事半功倍的效果的，在未來還會反復出現。

以下內容經上海譯文出版社授權摘編自《“廢除文科學部”的沖擊》第二章第一、二、五節，摘編有增刪。注釋見原書。標題為摘編者所起。

《“廢除文科學部”的沖擊》，[日] 吉見俊哉 著，王京、史歌 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22年8月。

2015年的風波

我首先想厘清的是“理科有用，文科無用”這一認識中存在的問題。

在2015年反對“廢除文科學部”的言論中，擁護文科，主張“文科無用，但無用之物也很重要”的論調頗為醒目。《周刊金曜日》（2015年8月21日）刊載的寺脅研（京都造型藝術大學教授）與廣田照幸（日本大學教授）的對談《大學的職責不是掙錢！》，就是其中一例。

下面介紹其中的一部分。

《笑之大學》（笑の大學 2004）劇照。

寺脅：我可以拍著胸脯說，“我在大學教授的漫畫論、電影論，都是百無一用”。與什么“經濟效果”，也是“毫無干系”。全國的大學老師們，都應該這么說。

廣田：大學不是“經濟”的工具，確實是這樣。我想強調的是，要求人文社會學科具有“經濟效果”的意見雖然毫無道理，但短期暫且不論，長期而言，文科也是實實在在有這樣的效果的。

寺脅：但是漫畫論也好，法國文學、印度哲學也罷，跟“經濟效果”完全是兩碼事，人們至少應該具有這種認識。

廣田：不不不，哲學恰恰是新思維的寶庫。哲學用抽象概念對現象的本質進行邏輯性思考，從長期來看，這一思考能夠產生新的創意。在這個意義上，即使是從“經濟效果”的角度看，也是有意義的。

二者的立場，在“文科很重要”和“不應以短期經濟效果衡量文科的價值”上是一致的，但就根本而言，在文科是否應該具有社會效益這一點上，則大相徑庭。寺脅認為“肯定文科價值時完全無須顧及經濟效果”，而廣田則主張“文科在長遠及廣泛的意義上有著充分的社會效益，應該明確展現出這一點”。

針對文科省通知的一系列批評中，不少人立場與寺脅相同，強調“對社會‘有用’，不是大學而是職業訓練學校的責任”。但大學的學問真能完全不考慮社會有用性，只需對研究者而言具有“本質上的”價值嗎？我認為并非如此。

以“文科雖然無用但有價值”的方式反對“文科無用，不妨棄之”的意見，是無法與“理科有用，所以有價值”這樣的邏輯對抗的。因為這樣一來，“文科”能夠主張的立場，充其量也只能是為“理科”的有用性錦上添花而已了。而正像廣田主張的那樣，對于長遠而廣泛的未來，文科才是最“有用”之物，應該利用更多機會向人們展現文科在現實中的“有用”。

重回韋伯，

重估兩種“有用”

希望文科的知識三年五載就能起作用也許困難，但如果是從30年、50年的中長期時間跨度來看，人文社科的知識也許遠比工程學更為有用。因此，應該放棄“人文社會學科雖然無用但很重要”式的議論方式。

為此，我們必須深思何為“有用”這一問題。

《大都會》（Metropolis 1927）劇照。

大而言之，“有用”有著兩個不同的維度。其一是完成目的型的有用性，即在目標已經明確的情況下，找到實現這一目標的最優解。這種思維模式在理工科是主流，而文科對此并不擅長。例如，新干線就是思考怎樣組合技術才能實現東京與大阪間的最快移動這一課題并努力開發得出的結果。此外，最近在信息工程學領域，正在開發能夠更高效地處理大數據并進行語言檢索的系統。這些事例都是先有了明確的目標，隨后才產生有助于實現目標的積極成果。而文科很難取得這樣顯而易見的成果。

《武林外傳》（2006）劇照。

“有用”還有另外一個維度。比如有時候本人正不知如何才好，友人或是老師的一句話讓自己茅塞頓開，此前覺得頗為棘手的問題一下子迎刃而解。這種情況，開始時并沒有明確的目的，是友人或是老師的一句話讓自己找到了方向，也就是發現了目的或價值尺度。這種創造出價值或是目的本身的有用性，我稱之為創造價值型的有用性。這種實踐一旦發生作用，社會將重新審視原有的價值尺度，或是創造出新的價值尺度。文科的“有用”，多數情況下屬于后者。

這方面德國的社會學者馬克斯·韋伯對“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的區分，已經成為經典。韋伯認為理性有“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兩種。“工具理性”針對確定的目的，進而選擇最為有效的一系列手段，而“價值理性”并非針對某一目的，其行動本身就具有價值。

韋伯在1917年11月發表“科學作為天職”演講的慕尼黑斯坦尼克藝術廳。

韋伯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中富有洞見地指出，雖然新教倫理是價值理性，但其一系列行為就結果而言，催生了具有強烈工具理性色彩的資本主義。而在價值理性喪失之后，資本主義進入了工具理性的自我循環之中。他強調在工具理性自我封閉的系統中，價值終會喪失實質，變得徒具形骸，而工具理性指導下的行為無法從內部打破這一僵局。這是一個前景黯淡的預言。韋伯希望尋找到通向價值理性或是個人魅力型領袖主導的體系等其他介入路徑，以此打破這樣空心化的系統。

如其所言，完成目的型的“有用”，是指已經有了預期目標或是確定的價值，在思考達到目的的最佳手段時的有用，它無法從內部突破既有的體系。因此在目的或價值尺度發生變化時，會迅速失去其曾有的作用。

換言之，完成目的型的有用性，或者說是作為工具、手段的“有用”，只針對事先給定的目的才有效。如果目的或價值尺度本身發生了變化，那么以為“有用”而做出的解答，將變得毫無價值。實際上，只要時間足夠長，這樣的情況是一定會出現的。

“文科才是有用的”

價值尺度絕非并非一成不變。

以數十年為單位回看歷史，不難發現價值尺度的變化。例如，20世紀60年代與今天，價值尺度已經迥然不同。1964年舉辦東京奧運會的時候，以所謂“更高、更快、更強”的發展型價值尺度來衡量現實是理所當然，社會也在這一尺度下提出了種種對“有用”的需求。新干線、首都高速公路，都是從當時這一價值尺度出發而追求的“未來”。從超高層大廈到東京灣開發，經濟增長期的東京一路追逐著這一價值。但進入21世紀后，我們的價值觀有了些許不同。人們開始推崇可長期使用、可回收再利用的手段，慢節奏、更愉快、花費更多時間去發揮作用的方式受到重新肯定。這就是價值尺度發生了變化。

《永遠的三丁目的夕陽》（ALWAYS 三丁目の夕日 2005）劇照。

人們經常提到的一個例子，是索尼公司的隨身聽（Walkman）與蘋果公司的iPad、iPhone之間的差別。索尼之所以沒能夠成為蘋果，是因為索尼是在已有的價值尺度上進行不斷強化。隨身聽將功能凝聚于欣賞立體聲這一點上，實現了其便攜性，在這個意義上是具有革新性的，但說到底它也只是一個欣賞立體聲的裝置。而iPad、iPhone則刷新了電腦以及手機的概念。何為交流，需要怎樣的技術來實現交流，蘋果公司通過對這些問題的思考，最終改變了技術這一概念本身。這就是價值尺度的變化。五年十年也許還能維持原態，但假以時日，價值尺度必然發生變化。

不僅僅是索尼，在給定的價值尺度內開發出隨身聽這樣優秀的產品，是日本，尤其是日本工科的強項。但正如iPad、iPhone的案例所示，價值轉換意味著概念框架自身發生變化，與在給定的框架內制造出優秀產品的行為屬于截然不同的層面。日本社會的一大特點，就是缺乏在歷史大潮中改變價值尺度，并大膽預測未來的力量。我認為這也是日本今后也不得不屈居于“跟風”地位的主要原因。

在多元的價值尺度中，為了在每一個具體情況下適用最佳的價值尺度，就需要與各種價值尺度均保持一定距離，采取批判的態度。深陷于某一個價值尺度，將失去應對新變化時的靈活性。日本經歷了這樣的教訓，戰爭時一說“鬼畜美英”，大家都眾口一詞痛斥“鬼畜美英”（ “鬼畜”一詞來源于佛教的餓鬼道、畜生道，轉為對行為殘酷、非人的人的蔑稱和詛罵語。與今天作為亞文化及視頻類型的鬼畜意義不同。），戰后一說“高速增長”，大家又都朝著“高速增長”奮力疾行。這樣的狀態絕對無法產生新的價值。不僅如此，在大家爭先恐后追求的目標落后于時代時，又會因為無法找到新價值，不知該向何處去而彷徨無措。

在價值尺度發生戲劇性變化的現代，本應作為前提的目的轉眼便被顛覆的事例屢見不鮮。在這樣的狀況下，應該如何創造出新的價值尺度？在新的價值尺度出現時，又該如何去評價？思考這些問題，僅憑完成目標的知性活動是無力的，必須依靠能夠以多元視角把握價值尺度的知性活動，而這主要是文科負責處理的領域。

為了創造出新的價值尺度，就必須對現有的價值尺度，即那些被大家視為天經地義的東西，抱有懷疑態度，對之進行深刻反思，冷靜批評，從而發現不同價值尺度存在的可能性。如果不能對經濟增長或是新增長戰略這樣似乎不證自明的目的和價值提出疑問，從超越其自明性的視角出發思考問題，就無法產生新的創造性。在這方面，文科不可或缺。“理科有用，文科雖然無用但有價值”這樣的討論方式，我認為是大錯特錯。應該說，理科的知識生產多為短期見效，而文科的知識生產多能長期有用。

“理科”與“文科”分離，

是一個近代事件

接下來，我們終于可以對開篇提出的論點，即為何“理科有用，文科無用”這一流行觀念是錯誤的，又為何以更長的時段來看“文科才是有用的”，結合歷史背景說明。

電影《教授》（The Professor 2018）劇照。

中世紀的大學中，只有“有用之學”（神學、法學、醫學），和“自由之學”（博雅，Liberal Arts）的不同，并沒有“文科”與“理科”的區別。前者的有用性不言自明，而“博雅”作為“自由”的學問，被置于與之相對的位置。神學被放在“有用之學”的行列也許令人感到意外，但在中世紀，基督教的上帝是價值的核心所在，神學思考的是如何獻身于神，自然是終極有用之學。緊隨其后的，是對國家“有用”的法學和對個人“有用”的醫學。

中世紀的“博雅”既包含理科也包含文科，之后文理逐漸分離。這一分離，出現于國民國家興起、資本主義以產業革命為契機迅猛發展的18世紀末以后。在這一時代，伴隨著“教養”概念的形成，“文化即教養”這一國民規范也確立了起來。作為古典教養的哲學、文學、史學，主要被放在“哲學部”或是“文學部”，這些學部也逐漸成為文科知識生產的中樞。另一方面，在“博雅”學習中并未與文科相區分的“數字之學”，分別獨立為生物學、物理學、化學等學科，規模也變得相當龐大。

象征性地顯示出“理科”與“文科”分離的事件，是大學教育的重心由“哲學部”向“文學部”的轉移。在近代化的過程中，歐洲各大學中與法學部、醫學部、神學部并列的“自由之學”的學部，其名稱由“學藝學部”變為“哲學部”，之后再變為“文學部”和“理學部”（“人文學”，Humanities，被頻繁用于大學的學部名稱是在20世紀以后）、“文學部”與“理學部”明確分離，是在19世紀以后。

“文學部”與“理學部”，構成了今天“文科”“理科”區分基礎的兩個學部，各自作為獨立組織確立了起來，取代了此前統一的“哲學部”。無論是“文學”還是“理學”，在實踐理性對知識的正確運用（即哲學）這一點上，本應是殊途同歸。但經過19世紀的組織分離，二者逐漸被視為完全不同的學問。

《城市之光》（City Lights 1931）劇照。

導致這一分離的決定性社會因素，是產業革命。隨著產業革命和機械技術的發展，不斷涌現出的發明創造徹底改變了社會。在這一過程中，出現了社會整體的變化是由理科主導的認識，而文科對這一變化或是批判或是追隨，總之是被排擠到了被動接受變化的位置。

在19世紀以后的世界，“理科”站在技術主導的社會前沿，作為自然科學新發現及工程學新發明推進者確立了自身的地位，而“文科”則站在對這樣技術主義的社會進行制約，對其價值進行質疑的立場上，確立了自身的地位。從這一歷史脈絡來看，“理科”作為“有用”的知識得到發展，是理所當然的。另一方面，也不難理解為何“文科”對這一變化一直持批評態度，與之保持著距離。

在近代產業化的進程中，與逐漸形成的新體制的關系決定了各個學問領域的地位。在這一意義上，工學系的知識生產與經濟學系的知識生產之間，還可以說存在著某種親和性。但經濟學在其發展過程中產生了馬克思主義，因此還不能說是自我定位于單純地為近代產業社會服務的“有用之學”。總體而言，理學、工學、農學、醫學、藥學等構成“理科”核心的各個領域，伴隨著近代產業社會的大潮，擴大了其在大學中的存在基礎。

《新生》（The Freshman 1925）劇照。

工學是其中的典型代表。19世紀中期以前，歷史較為悠久的土木工程學占據著工學領域的中心地位，而19世紀末機械工程學獲得長足發展，作用變得更加重要，進入20世紀后，電氣工程學的力量大大增強。20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使得化學工程學的作用變得突出，在二戰末期登上歷史舞臺的核工程學，在二戰結束后也一直保持著工學領域中最強的預算獲取能力。

與此相對，19世紀以后的“文科”，可以說是在與迅猛發展的“理科”的彼此區別中，確立了自己的地位。當然，這里的“文科”，也包含法學這樣歷史悠久，其傳統能夠與醫學相提并論、上溯到古代的學問，無法簡單一概而論。這也是上述眾多論者將“文科”與“博雅”、“教養”混為一談的理由之一。神學與法學暫且不論，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人類學以及近代意義上的歷史學，都是曾經在“博雅”或“哲學”中混沌未分，之后逐漸作為文科的專業而獨立出來的學科。

“文科”的誕生

以提出世界體系論聞名的沃勒斯坦，曾經精辟地總結了“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人類學”這四個社會科學領域是如何在19世紀以后近代產業化的進程中，被相互補充地創造、構建出來，并形成固定規范的。

沃勒斯坦（Immanuel Maurice Wallerstein，1930年9月28日—2019年8月31日），歷史學家、社會學家，著有《現代世界體系》（3卷）等。

“社會科學本不存在，存在過的充其量只是其前身。隨著19世紀的發展，一系列的名稱及其學部、學位、學術組織緩慢但明確地出現，最晚在1945年（有些在此之前）形成了今天我們使用的學科范疇。（劃分現代學問領域的）知性根源，是19世紀占統治地位的自由主義意識形態。這一意識形態認為國家與市場、政治與經濟，可以分析為屬于不同的（大多數也是彼此獨立的）領域，各領域有著各自特殊的法則。社會熱切地希望這些領域各自獨立運作，而學者也將其作為不同的領域進行研究。考慮到很多對象既不屬于市場領域，也不屬于國家領域，為了填上這一缺口，這樣的東西都被塞進冠以社會學這一宏大名稱的剩余品收納袋中。最后還剩下遠離文明世界的人們，與這樣的群體進行交流是一件困難的事，因此以他們為對象的研究，采用了特殊的規則與訓練方法，并賦予其人類學這一頗有些問題的名稱。”

《否思社會科學：19世紀范式的局限》，[美]伊曼紐爾·沃勒斯坦 著，劉琦巖、葉萌芽 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8年2月。

沃勒斯坦在此論述的是“社會科學”是如何確立的，同樣的討論也適用于包括在人文學（Humanities）之中的歷史學、文學研究、思想史、美術史等領域。總而言之，無論是“社會科學”還是“人文學”，這些“人文社會學科”作為各個獨立學問領域的集合體，于19世紀登上歷史舞臺，到20世紀中葉，學問的分化基本完成。

之后，即20世紀中葉以降產生的人文社會科學的新領域，要么在后面加上“研究”（Studies），如性別研究、電影研究、文化研究等，要么附加“后”（post）或“新”（new）這樣的前綴，如后現代主義、后殖民主義、新歷史主義等，以表示與之前領域的區別。這里重要的是，我們討論的“文科”，大致上是19世紀到20世紀出現的歷史產物。

對“價值”的追問

與說不完的“價值”

沃勒斯坦的理解中包含的另一個要點，是他敏銳地觀察到人文社會科學的眾多領域，在政治學（國家學）及經濟學之后出現的大多數文科的知識，都是在“國家”與“市場”之間，或是“國家”及“市場”的邊緣形成的。中世紀的基督教秩序崩潰后，在祛魅化亦即世俗化的進程中，首先是“國家”取代“神”在人類知性活動的領域出現，“市場”也在世俗化的社會中作為與國家同樣具有自主性的領域而被發現。在近代資本主義或者說產業社會的發展過程中，“國家”作為權力的運作場所，“市場”作為財富的運作場所，雙雙確立為具有統治性的領域，這并不奇怪。但僅憑這兩個領域還不足以理解世俗化的世界，于是社會學、人類學、心理學等人文社會科學的各領域相繼形成，并各自有了獨立的發展。

這些難以為“國家”（權力領域）和“市場”（財富領域）所吸納的人文社會科學的領域，實際上都是圍繞著一個共同問題形成的。這一點我們可以通過俯瞰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的社會學、人類學、哲學、歷史學等主要人文社會學科的話語而察覺。

《大學》（College 1927）劇照。

19世紀末到20世紀主要人文社會學科的共同問題是什么？答案就是“價值”。“何為價值”這一問題，正是19世紀后半以降形成的“文科”最為關心的根本問題。某種意義上，“價值”也是經濟學中最根本的問題，因此可以說對于形成期的人文社會科學整體而言都是最為根本的問題。就社會而言，“神”是價值的絕對來源這一信仰崩塌，相對性成為一種自明原理。因此“何為價值”也成為以這樣的社會為研究對象的文科必須面對的根本問題。

換言之，“價值”的相對化，正是“文科”得以形成的前提。如果某個絕對的價值尺度永遠存在，那么批評這一價值、創造新的價值，就只能被視為異端。如果為神服務、為國王服務、為絕對的神圣性服務是永恒不變的價值，那么人的生存就只需要追求實現這一目的的最有效手段即可。至少在理念上，人們曾經對古羅馬帝國的皇帝，或是中世紀基督教世界的上帝深信不疑，把他們當作萬物的絕對和永恒的價值標準。但這些曾被相信是絕對且永恒的價值尺度，都在世俗化的進程中一一崩塌，近代社會在數量更多且始終流動不定的價值尺度之間漂移。

人文社會科學多種多樣的知識活動，究其本質，正是作為追問、觀察、分析、批評、創造這些多數且流動的“價值”的視角及方法，在19世紀到20世紀初逐漸成型的。明確顯示出這一事實的，是同一時期新康德學派在從哲學、歷史學到社會學諸多領域的巨大影響。除了追問“國家”與“市場”關系的馬克思主義，新康德學派是對“文科”的確立影響最大的知識范式。

李凱爾特（Heinrich John Rickert，1863―1936），德國哲學家和歷史學家，新康德主義弗萊堡學派的代表人物，文德爾班的學生。

新康德學派，特別是其中被稱為“西南德意志學派”的文德爾班、李凱爾特等人不懈探究的問題，是在同時代自然科學式的合理性與近代產業社會占據統治地位的情況下，哲學、歷史學、社會學等人文學科能有怎樣的存在意義。文德爾班主張“科學”分為兩種，“自然科學”是確立法則的科學，而“歷史科學”是個性記述式的科學。這里導入了“理科即確立法則的科學”對“文科即個性記述式的科學”的二元對立模式。所謂“確立法則”，是指從觀察的對象之中發現總是一致的形式或法則。而“個性記述”，是指對歷史上只發生一次的個別事象進行記述。當時“科學”概念往往被認為只限定于自然科學，而文德爾班則認為“科學”中含有“自然科學”與“歷史科學”這兩種互不相同的概念。

與之不同，李凱爾特更為重視“文化”概念，用“文化科學”而不是“歷史科學”來定義人文社會學科，他認為“價值即文化”的追問是人文社會學科的根本，“文科”的存在意義就在于對“價值”的探究。而在20世紀的社會科學中將這一認識發揚光大的，是馬克斯·韋伯。如上文所述，韋伯提出了這樣一個疑問，為什么曾經有著價值理性取向的行為，在近代資本主義社會體系的自我發展之中變得只剩下工具理性這一取向了。他質疑的是現代社會中結構性的“價值”空心化問題。在這一討論背后，可以看到創造價值的文科（人文學）與完成目的的理科（工學）之間的糾葛。

馬克思主義、結構主義、后結構主義等學派關注的是讓階級、語言、結構這些“價值”得以成立的驅動力，它們也在整個20世紀對新康德學派所謂“文化主義”的范式提出了諸多批評。例如馬克思主義關心價值、階級與資本的關系，結構主義闡明了價值與意義基于語言結構而生成的過程。而從這樣的關系之中發現權力的運作，是自福柯、薩義德以來的后結構主義、后殖民主義的著眼點。這些研究的共同點，是都認為只是將“價值”單獨抽取出來論述無濟于事。一方面關注“價值”問題，另一方面又從“階級”“語言”等角度對文化主義進行批評，是20世紀人文社會學科的主要潮流。

通過這些批評，新的人文社會學科范式逐步得到確立。而在此過程中，關注帝國與殖民地、性別、階級與歧視等問題的性別研究、后殖民研究、文化研究等新視點也加入了進來。19世紀以降的人文社會學科的潮流的確復雜多樣，但不難發現其中大多都對“價值”抱有共同的關心，并把焦點放在“價值”與“階級”“性別”“人種”“語言”“權力”等的關系之 中。

《錄取通知》（Accepted 2006）劇照。

其實，再沒有比文科或者說人文社會學科在“價值”如何確立這一問題上花費如此多的精力進行探討的知識領域了。終極理由，是因為其研究對象就是我們自身。追問自身，帶有反思已被我們認為理所當然之事這一動機。自然科學的對象，基本處于我們的外側。例如人文社會學科思考語言、身體及心性、風景，而自然科學則討論信息、人體與大腦、環境。即使實質上是同一個現象，也有著將其視為我們自身內部的問題，還是視為我們外側的問題這一角度上的差別。當視為我們自身的問題時，價值與意義便成為問題的核心。對此一直堅持不懈展開思索的學問，正是人文社會學科。從其觀點出發進行考察之所以“有用”，正因為我們自身也在歷史中不斷變化。

大學走到今天花費了800多年的時間，而只要人類的歷史還在延續，即使改變組織形態，大學也還會存在下去。6年的周期無法證明大學的存在價值。但如果放眼60年，其價值一定能夠得到證明。

本文內容經上海譯文出版社授權摘編自《“廢除文科學部”的沖擊》一書，摘編有增刪。注釋見原書。

原文作者/[日] 吉見俊哉

摘編/羅東

編輯/西西

導語部分校對/劉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