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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載于《中國科學院院刊》2018年第5期專刊“建設世界科技強國” 原文標題：基礎科學優勢為創新發展注入新動力——英國成為世界科技強國之路

劉云1 陶斯宇2

1.中國科學院大學 公共政策與管理學院

2.中國科學院文獻情報中心

英國是近代世界科學技術中心之一，是第一次工業革命的發源地，有著悠久的科學傳統。16世紀以來，英國歷史上曾出現許多偉大的科學家，牛頓、達爾文、法拉第、卡文迪什、湯姆遜、麥克斯韋等在經典力學體系、進化論、電磁學和微積分等方面的杰出成就，為現代科學技術發展奠定了基礎。直到今天，英國的科學技術實力特別是基礎研究仍然處于世界領先地位。英國通過第一次工業革命率先實現了從農業國向工業強國的轉變。

但從19世紀末開始，尤其是兩次世界大戰之后，英國的工業和經濟實力逐漸衰退，科技領域的優勢地位被超越。進入21世紀以來，英國政府針對科技與產業發展脫節、科技創新乏力等問題，不斷加強對科技創新的引導和支持，布局關鍵科技領域，建立科技與產業之間的協同機制，將基礎研究優勢轉化為創新動力，推動經濟社會發展。

1 英國科技創新的歷程1.1 17世紀，英國成為世界科學中心

17世紀，英國率先建立了現代科學體制，培育了追求卓越的科學傳統，奠定了深厚的科學根基。文藝復興運動為近代科學發展奠定了思想解放的基礎。英國資產階級革命確立了君主立憲制的政治制度，自由主義思想和平穩定的環境，為近代科學的發展提供了寬松的條件。海外貿易和制造業的擴張使機械發明受到重視，航海業刺激了天文學和物理學的發展。英國率先建立了專利制度，保護和激勵了技術發明者的熱情。

英國皇家學會的成立標志著科學組織的建制化形成，促進了科學交流和科學價值觀的普及。這一時期，英國許多著名的哲學家和科學家為近代科學理論體系的建立作出了奠基性貢獻，如培根作為唯物主義哲學、實驗科學、近代歸納法的創始人，深刻影響了英國科學思想和文化的形成；牛頓建立了經典力學理論體系，主導了17—18世紀的物理學；波義耳闡述了化學元素的定義并將實驗法引入化學研究，確立了化學作為科學的獨立地位等。

1.2 18世紀中葉至19世紀中葉，英國誕生了工業革命

以蒸汽機為代表的技術革命催生了英國工業革命，科技與生產結合促使英國成為引領世界的工業強國。工業革命始于紡織業，飛梭、珍妮機、水力紡織機等技術發明及應用。瓦特對蒸汽機的重大改良解決了關鍵的動力問題，蒸汽機被廣泛應用于紡織業并進一步擴散到采礦、機械、交通、冶金等工業部門，機器代替手工勞動，極大地提高了生產力，推動工業革命走向高潮。第一次工業革命期間，英國的科學事業生根于伯明翰、曼徹斯特、利茲等制造業發達地區，尤其是月光社的成員均重視科學知識的應用及工藝技術的革新，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科技與工業的發展及相互結合。

1.3 19世紀中葉以后，英國錯失新工業革命的良機

英國在電氣技術革命中錯失發展良機，科技和工業優勢地位逐漸被美國和德國取代。19世紀英國在物理學、化學和生物學等領域的科學成就依然突出，如道爾頓提出原子理論(1803年)、法拉第發現電磁感應現象并發明圓盤發電機(1831年)、麥克斯韋建立電磁理論(1873年)、達爾文提出生物進化論(1859年)等。

19世紀中葉，英國通過工業革命實現了財富的高度匯聚后，逐漸呈現了科技與生產相分離的趨勢。例如，英國在電磁學領域擁有開創性的科學成就，但在以電力技術為標志的第二次技術革命興起時，卻未能抓住發展先機，電機、變壓器、二極管等關鍵性的技術發明源于英國，卻最終在德國和美國得到大規模產業應用。工業革命帶來的經濟高度發達反而導致英國在這一時期科技創新動力不足。此時，英國有大量國家資本用于海外投資，社會生活呈現貴族化和紳士化，企業家安于現狀、懼怕技術更新帶來損失，科技發展依靠個人活動、教育相對滯后，國家對科技活動的支持十分有限。

19世紀下半葉，英國科技與生產相分離的問題依然沒有得到改善，政府在科技和教育方面也缺乏系統連貫的政策指導和合理投入；而美國和德國則抓住機遇，大力發展以電力、化學和汽車為核心的技術和產業，生產制造能力大幅提升，兩國的工業總產值分別在19世紀80年代和20世紀前10年超過英國。

1.4 兩次世界大戰改變了英國政府對支持科技的態度

兩次世界大戰期間，與軍事和國家競爭力相關的科技領域在政府大力支持下發展迅速。第一次世界大戰暴露出英國在科技、教育以及工業領域長期積累的弊端，促使英國政府意識到支持科技的重要性，意識到現代工業國家的發展必須依靠系統組織的科技活動。因此，英國政府開始積極投入科技與教育事業。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政府投入的研發經費快速增長。

英國的科技與產業開始服務于戰爭，一些重要的科學發現和技術發明對戰爭的進程產生了重要影響，如盧瑟福提出原子核式結構模型(1911年)并實現人工核反應(1919年)，弗萊明發現青霉素(1928年)，羅伯特·瓦特發明雷達(1935年)，惠特爾發明噴氣式發動機(1930年)等。此外，英國在量子物理、天文學、數學和生物學等傳統優勢領域也取得許多突出成就。20世紀下半葉，冷戰對峙和以信息技術為代表的第三次技術革命興起，英國重點投入原子能、航空航天、軍事技術等領域，飛機、雷達等制造技術達到歐洲領先水平。

同時，英國布局電子信息、新材料、生物等戰略領域以促進經濟振興，其中在分子生物學及生物技術領域的成果最為突出，如DNA雙螺旋結構的發現(1953年)、單克隆抗體技術的發明(1975年)、世界上第一個試管嬰兒(1978年)以及克隆綿羊的誕生(1997年)。不過，英國的電子信息技術從20世紀70—80年代開始落后于美國、日本和德國[6-8]。

1.5 20世紀末以來英國政府竭力推進科技與經濟的結合

英國科技發展長期存在重科學、輕應用、科研成果轉化緩慢、科技與經濟結合不緊密等問題。20世紀90年代開始，英國政府加強對科技發展的引導，將科技發展目標轉向服務于經濟發展。21世紀以來，發展知識經濟成為英國科技、工業和商業共同的目標。英國立足于深厚的科學基礎和優良的科學傳統，建設和完善國家創新體系，努力保持高水平和高效率的科研產出并著眼未來新興技術和新興產業，積極促進科技成果轉化與應用，加強科技、教育與產業之間的協調與合作。至今，英國仍保持世界科技強國的地位。

2 英國國家科技創新戰略的演進特征

英國科技政策肇始于兩次世界大戰，在科學傳統、社會思想、國家發展、國際競爭等因素的綜合作用下，英國國家科技創新戰略不斷優化，科技與創新已成為英國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核心推動力。

2.1 兩次世界大戰促使政府大規模投入科技與教育事業

19世紀末及20世紀初，英國的經濟實力依然雄厚，但技術裝備落伍、工業衰退，許多戰備物資依賴進口，科技人才短缺，戰爭的迫切需求促使政府擔當投資和組織科技與教育事業的重任。英國政府通過成立政府實驗室、支持工業研究協會、增加對大學的撥款等舉措支持研發和人才培養。政府重點支持軍事裝備和工業領域，其次是衛生和農業領域。戰爭期間政府實驗室不斷擴張，推動了核工業、航空業等新工業的產生；英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末期開始設立“工業研究協會”，政府配套支持企業開展應用研究，先后成立了20個工業研究協會，覆蓋約50%的工業行業。

1915年，英國成立科學和工業研究部，管理政府實驗室，支持工業研究協會的研發活動。1918年，內閣大臣理查德·霍爾丹等提出有關政府如何組織科技活動的建議：認為科研工作應該具有獨立性和自由性，不宜有過多的行政干涉和過度集中化。“霍爾丹原則”深刻影響了英國政府的科技管理工作。1920年，英國醫學研究理事會(MRC)成立，資助醫學及相關生物學領域的研究，這種獨立于政府部門的研究資助模式逐漸推廣到農業、自然環境等領域。大學在基礎研究中占有主要地位，1919年英國政府改組成立大學撥款委員會，主管政府對大學的資助，政府的資助力度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大幅增加。大學承擔了許多戰時的研發工作，原來依靠私人捐助的大學在戰爭結束后逐漸演變為由公共資金資助的機構。

2.2 冷戰對峙促使國防研發占據主導，冷戰后期開始轉向民用研發

二戰結束后，英國科技政策受到冷戰對峙的影響，全面參與美國與蘇聯的軍備競爭，重點發展原子能、航空、導彈等國防科技，研發經費以政府為主導并持續增長。20世紀60年代，大英帝國殖民統治土崩瓦解，經濟停滯不前，國際地位明顯下降，伴隨著冷戰緩和、國防技術研發熱潮的冷卻，科技如何促進經濟發展、科技投入優先領域選擇等問題日益受到重視，英國政府開始將科技發展的重點轉向民用研發，進行了一系列政策調整。

20世紀80年代，英國存在的“重科學、輕技術”現象以及科技成果轉化應用少、經濟效益差等問題突出。撒切爾政府(1979—1990年)進行了一系列改革促進科技轉化為生產力，形成以市場為導向，向私營企業傾斜的科技政策。

一方面，政府推行國有企業私有化改革，減少對“近市場”研發的公共投資，鼓勵企業增加研發投資，企業逐漸在研發投資中占據主導地位。另一方面，政府積極促進大學與企業之間的合作：通過設立“聯系計劃”、發展大學科技園等舉措，加強產學研之間的聯系；調整基礎研究布局，在大學建立交叉學科研究中心；順應世界科技發展趨勢，注重信息、生物和新材料等戰略科技領域的發展以振興經濟。例如，制定“阿爾維信息技術研發計劃” “信息工程先進計劃”等高技術重點研發計劃。此外，還采取了削減國防研發經費、推進公共科研機構私有化改革等舉措。

2.3 20世紀90年代英國明確以科技推動經濟振興為目標

進入20世紀末，英國政府反思20世紀70年代以來的科技政策和科技發展狀況：基礎科研優勢與科技成果應用于產業的弱勢形成了強烈反差；政府缺乏清晰的科技政策主張和有效的執行機制，科技人才培養也存在一系列問題等。英國政府認識到，應該在保持英國卓越科學基礎的同時，通過科技界、工業界和政府的緊密結合促進經濟發展。為此，英國政府進一步改革分散的科技管理體制，1992年內閣成立科學技術辦公室(OST)，由政府首席科學顧問負責科技政策與管理事務。為了科技政策與工業政策更加協調統一，1995年OST從內閣并入貿易與工業部，保持政府首席科學顧問的職能。

1993年，英國發布了首個國家科技發展戰略——《實現我們的潛力：科學、工程和技術戰略》白皮書，明確提高國家競爭力、增加社會財富和提高生活質量是科技發展的戰略目標。該戰略強調科技發展是英國經濟振興的關鍵，英國要在保持科學領域優勢的同時，加強科學、工程與產業之間的聯系，發掘科技潛力并服務經濟增長。該白皮書第一次明確了科技為國家創造財富的目標，改變了政府不介入“近市場”研發的政策。

由此，推動了一系列新政策和舉措的實施，包括開展技術預見、發布科學工程與技術展望、成立科學技術委員會、重組研究理事會、私有化改革公共科研機構、開展全民科普運動、實施技術轉移促進計劃、支持大學科研和改進研究生培養計劃、加強國際科技合作等。其中，技術預見至今仍持續開展并產生深遠影響，其面向科技和經濟長期發展，凝聚政產學研各方智慧，識別戰略性研究領域和新興技術，著力支撐國家科技戰略制定、優化領域布局和科研資助方向。

2.4 新世紀之交，以發展知識經濟為核心構建國家創新體系

世紀之交，英國連續發布了多個以創新為主題的白皮書，反映出知識經濟浪潮下國家發展對科學與創新的依賴和需求。1998年發布《我們競爭的未來：建造知識驅動的經濟》白皮書，將發展知識經濟作為英國制定科技、工業和貿易政策的基石。2000年發布《卓越與機遇——面向21世紀的科學與創新》白皮書，是英國21世紀發展科學與創新的綱領性文件，強調科學是推動社會前進的動力，創新是知識經濟的關鍵，二者結合是英國21世紀科技政策的核心。此外，2001年發布的《變革世界中的機遇——創業、技能和創新》，2002年發布的《為創新投資——科學、工程和技術的發展戰略》，都體現了以創新促經濟發展的戰略思想。

為了推動知識經濟發展，加強國家創新體系建設，英國2004年首次制定了中長期科技發展計劃——《科學與創新投入框架(2004—2014)》(以下簡稱“十年框架計劃”)，提出英國科學與創新的發展目標是建立英國的科學與創新體系，使英國成為全球經濟的關鍵知識中心[15]。2006年，英國調整十年框架計劃，提出建設創新生態系統的發展方向，將健康領域納入國家研發投入的總體框架，提出5項關鍵政策：

①促使科學領域的公共投資通過創新路徑對經濟產生最大的影響；

②提高研究理事會的運作能力；

③支持卓越的大學研究；

④支持世界級水平的健康研究；

⑤加強科學、技術、工程與數學(STEM)教育。

從十年框架計劃實施看，研發經費在2008年金融危機之前保持了持續增長，帶動了私營資本對研發的投入，理工科學生和科技勞動力資源增長迅速，創新對于英國勞動生產率增長的貢獻在2000—2008年達到了63%。

為適應全球化趨勢增強和創新型國家建設的需要，英國2008年發布《創新國家》白皮書，提出建設一個通過創新帶動全社會繁榮的創新型國家，營造最佳的創新企業和公共服務方面環境，構建以政府為引導，企業、機構和個人等全社會參與的創新體系，關注創意設計、公共服務等“隱性創新”，強調開放創新和創新國際化。

2.5 金融危機后將科技創新作為推動經濟發展的核心動力

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爆發后，尋找新的經濟增長點和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新動力，成為世界各國關注的焦點。為促進經濟復蘇，2011年英國商業、創新與技能部發布《面向增長的創新與研究戰略》，提出一系列完善英國國家創新體系建設，發揮創新生態系統作用，促進經濟發展的重要舉措，將生命科學、納米技術、高附加值制造業、數字技術和空間技術等領域作為優先發展戰略領域。

2012年，英國政府依據技術預見成果，提出了8項重要技術領域：大數據、衛星和空間技術、機器人和自動化系統、合成生物學、再生醫學、農業科技、先進材料和儲能技術。隨后，英國把知識密集型服務業和先進制造業作為支柱產業，相繼出臺了11個重點產業戰略規劃，包括航空航天、生命科學、農業技術、汽車、建筑、信息經濟、國際教育、核能、風能、石油和天然氣、專業和商業服務，政府與產業建立長期戰略伙伴并共同培育商業機會。

2014年，英國發布了面向未來10年的科學與創新發展新規劃——《我們的增長計劃：科學與創新》。該規劃將發展未來新興技術及新興產業作為優先領域；政府在繼續保證英國的優勢地位中扮演重要的角色，輔助建立科技和產業之間長期有效的投資和轉化機制；2016—2021年計劃投資59億英鎊用于科研基礎設施建設；強調科學、技術、工程與數學的人才培養；支持開展卓越性研究活動；開展對高校和研究理事會的外部評估；持續激勵創新活動，繼續建設技術創新中心(至2018年已建成各類技術創新中心10個)；向企業提供金融、財稅和知識產權等方面的幫助；積極參與全球科技創新活動，通過“牛頓基金”等方式發展全球科技伙伴關系。

隨后，制定新興技術和產業發展戰略或路線圖，如“新興技術與產業戰略2014—2018” (2014年)、“英國量子技術路線圖”(2015年)、“英國動物替代技術路線圖”(2015年)、“英國合成生物學戰略計劃”(2016年)等，政府引導未來新興技術研發投入和商業化投資，以期形成新興產業并快速占領全球市場。

近年來，英國進入“脫歐”程序之后，科技創新面臨諸多新的挑戰，政府采取一些改革舉措應對變化。2015年，以皇家學會會長保羅·納斯為首開展了對研究理事會的評估及建議，英國政府據此改革科研與創新資助體系。2017年4月頒布《高等教育與研究法案》，成立英格蘭研究署，承接原英格蘭高等教育撥款委員會資助大學科研活動和知識轉移的職能；組建國家級科研資助機構——英國研究與創新署(UKRI)，由7個研究理事會、英國創新署和英格蘭研究署共同組成，匯集60多億英鎊科研預算，將政府從基礎研究到商業創新的投資納入清晰統一的戰略框架，該機構已于2018年4月正式運行。

為振興“脫歐”后的英國經濟，英國政府在2017年1月發布《構建我們的工業戰略》綠皮書，將投資科研和創新作為10項核心政策之一，針對研發投入強度較低、科技成果轉化不足、試驗開發階段投入比例較低等問題，提出至2020年增加47億英鎊政府研發投入，設立“產業戰略挑戰基金”，激勵大學與企業的合作和技術轉移，評估企業研發的稅收環境等舉措。經過社會各界的廣泛征詢，英國政府于2017年11月正式推出《產業戰略：建設適應未來的英國》白皮書，聚焦新技術革命帶來的全球性變化趨勢，指出英國未來面臨的四大挑戰(人工智能、清潔增長、未來交通、老齡化社會)和實現經濟變革的五大基礎(創意能力、人力資源、基礎設施、商業環境、區域發展)。

在促進創意的涌現和轉化方面，白皮書圍繞政府與企業的研發投入、創意的商業轉化能力、區域科技與創新生態系統建設及全球科學與創新合作提出相應政策，核心舉措包括：未來10年將研究和開發(R&D)經費占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例從1.7%提升至2.4%，未來5年將政府研發投資從95億英鎊(2016年)提升至125億英鎊(2021年)；將企業研發稅收抵扣率提升至12%；為“產業戰略挑戰基金”再投資7.25億英鎊(第一輪已投資10億英鎊支持機器人、新能源電池、制藥、衛星等關鍵技術領域創新)等。上述一系列的戰略舉措將有助于英國重振創新經濟。

3 經驗與啟示

3.1 雄厚的科學基礎是英國崛起和發展新經濟的源動力

英國作為科技強國和工業強國的崛起與其深厚的科學積淀密不可分：實驗哲學思想的產生以及數學、力學、化學等學科的發展為工業革命奠定了堅實的知識和文化基礎；英國皇家學會的成立標志著科學組織的建制形成，其重視科學實驗和科學傳播，極大地促進了科學發展及民眾對科學的認知，使得科學成為一種文化和信仰；月光社的建立促進了科學、技術與制造業的結合，這些科學基礎與當時特定的政治經濟條件、工業生產需求相結合，形成了推動工業革命發展的強大動力。

總體上看，英國政府對基礎研究的支持反映在不同時期的科技政策中；英國的高校重視精英教育和基礎研究，擁有高水平的研究隊伍和實驗室；科研活動受到政府雙重資助體系的支持。這些條件使得英國更利于產生基礎性、理論性的科學突破，在基礎研究領域保持高效率的產出和世界領先地位。英國在生物、空間、新材料等領域的卓越研究成果有力地支撐了生命科學、航空航天等高技術與高附加值產業的發展，科學基礎是英國技術創新和知識經濟發展的原動力。

3.2 科學精神和創新文化是科技創新持續發展的沃土

科學革命在工業革命和英國后續崛起中的重要性不僅僅體現在諸如力學和數學科學理論的突破上，還體現在科學革命所倡導和培育的“發現精神”。科學革命使得英國國民對科學的追求近乎狂熱，而皇家學會、月光社等科學社團的成立又助推了人們的這份熱情，營造了一種良好的社會文化氛圍。同時，英國工業革命所需要的創新文化在科學革命后也逐步得到確立。歷史學家確認，第一次工業革命所必要的科學知識早在其100年前的科學革命就已存在，只是等著能夠使用這些知識的社會條件成熟；或等待一些自學成才的天才發明家，如紐科門、瓦特等，將現有的知識和工藝技術結合為具有決定性影響的新技術。

另外，創新文化需要制度保障。英國早在1624年就頒布了《壟斷法》，是世界上最早實行專利制度的國家。1852年，英國推出《專利法修正令》，成立國家專利局，此后逐漸將版權、設計、商標等管理職能納入，并于2007年更名為英國知識產權局，以更好地服務于各類知識產權領域，促進了英國新興經濟產業尤其是創意產業的發展。400多年來，英國逐漸形成了健全的知識產權法律、執法和司法體系，建立了便捷高效的綜合性管理機構，使得知識產權保護意識深入人心；并根據工業發展、商業環境變化及時調整知識產權制度，擴大保護范圍，不斷激發社會創造和創新的積極性，將成果轉化為生產力和社會效益。

3.3 高質量、高效率的國家創新體系是新經濟發展的強大后盾

英國具有悠久的科學傳統和深厚的科學基礎，學科體系均衡完備、優勢突出。英國在生物學、醫學、環境、物理、數學、空間科學以及商業管理、社會科學等領域的研究水平處于世界領先地位。劍橋大學、牛津大學、倫敦大學學院、帝國理工學院等世界一流大學吸引了全球大量優秀人才。英國的諾貝爾獎獲得者數量位居世界第二位，僅次于美國；同時，英國保持了較高的科研產出效率。根據2013年的科研績效評價結果，英國以世界0.9%的人口、3.2%的研發經費和4.1%的研究人員，獲得世界6.4%的期刊論文(世界排名第三位)、11.6%的引文(世界排名第三位)和15.9%的高被引論文(世界排名第二位) 。

英國國家創新體系具有高效的管理和協調機制。英國商業、能源與工業戰略部作為政府科技管理部門負責制定科技政策和預算，在科技資源統籌上發揮重要作用，協調各政府部門以及研究理事會、高等教育撥款機構、英國創新署、英國皇家學會等非政府部門的預算和提請議會批準，并由政府科學辦公室和政府首席科學顧問協調科研經費配置。英國科研的雙重資助體系強調穩定、協同和競爭并重，由非政府部門獨立負責管理而與政府保持“一臂之距”——重視科研評估在研發經費優化配置中的作用，研究評估框架、研究理事會的同行評議是撥款機構分配經費的重要衡量依據，從而保障了科研資助的公平與高效。

3.4 科技成果轉化應用不足是影響科技推動經濟發展的主要原因

英國對世界科技發展的貢獻一直很大，但科技成果的轉化應用相比其他發達國家進展緩慢，對提高生產率和擴大市場的作用有限。

第一次工業革命期間，英國的技術研發始終面向實際的產業應用，發明家與企業家聯系緊密，科技與生產的高效結合推動了工業革命的興起。而到了第二次工業革命，德國和美國抓住了電氣技術革命的機遇，將科技成果迅速應用于大規模的工業生產；而英國的科研帶有濃厚的個人主義色彩和偏重純理論科學的傾向，工業界的技術開發和產業化相對落后。因此，許多重要科技成果在德國和美國手中轉化為實用的技術和優勢產業。

二戰后，同樣的教訓也隨著新技術、新產品、新工藝的應用和傳播被不斷地重復，科學與技術發展的協調問題一直影響著英國的發展，影響了強大的科學基礎對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引領和支撐作用。

英國政府在二戰后一直致力于科技政策調整，但由于國防研發占用大量資源，長期以來技術教育和培訓不足，以及輕視工程技術職業等文化因素的影響，科技振興經濟的道路步履維艱，高技術產業中僅有制藥、航空等少數領域保持了明顯的技術優勢。近年來，英國積極完善國家創新體系，布局新興技術領域，促進產學結合，建立技術創新中心網絡持續催化創新；努力改進技術研發與應用不足的弱勢，重點發展大數據、衛星和空間技術、機器人和自動化系統、合成生物學、再生醫學、先進材料和儲能技術等新興技術以及金融服務、商業服務等知識密集型服務業，使其成為驅動英國未來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動力。

劉 云：中國科學院大學公共政策與管理學院副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科技評價、科技政策、創新管理、知識管理等領域的研究工作。擔任中國科學學與科技政策研究會常務理事、中國軟科學研究會常務理事、中國技術經濟學會理事、清華大學技術創新研究中心學術委員會委員、美國佐治亞理工大學客座研究員等。主持國家“973”計劃前期研究專項、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重點項目、國家國際科技合作計劃專項等課題60多項，發表學術論文200多篇，出版專著9部，獲多項省部級科技獎。作為專家組成員參與《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2006—2020年）》等多項國家科技規劃的研究、起草和評估工作。

文章源自：劉云,陶斯宇.基礎科學優勢為創新發展注入新動力——英國成為世界科技強國之路.中國科學院院刊,2018,33(5):484-492.